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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高校模仿国企,高负债盖高楼(转载)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招生(转载)

香港城市大学(简称城大)位于香港,1984年创立时名为香港城市理工学院,1994年升格为大学,并改称现名;2009年学生注册人数约20,000人,教职员逾3,000人。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最新公布,香港城市大学排名仅次于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位列第4位; 按2012年QS亚洲大学排名榜,城大位居亚洲最佳学府第12位。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申请要求
  【招生专业】
  1.材料工程及纳米科技理学硕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Material 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
  2. 先进科技及管理 Master of Science i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等
  马国川=文 2007年4月23日
  【入学资格】
  申请者需具备以下条件:
  1.已获得机械、制造、力学、材料、自动化、电机与电子、土木、建筑科学、建筑物工程、物理、化学、电子、工程科学或者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在这些专业方面的同等学历。
  
  一
  “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丁学良开门见山地说。这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一脸严肃,并没有说笑夸张的意思。
  丁学良近年来一直穿梭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以及大学制度。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师制度改革方案引发了有关大学的理念、什么是大学、如何治理大学的持久讨论。在内地最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丁学良做过多场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为其出版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时为人瞩目。
  2.英语水平达到大学英语六级或TOEFL 79分或IELTS 6分;或国家英语考试。
  做人要厚道的,这篇文章是转自:http://www.xici.net/b1438101  这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目前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比较政治社会学”。而在比较研究中,大学制度无疑是一个新科目,也是让丁学良感受极为深刻的题目。几年来,他一直在呼吁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他认为大学应该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去买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他说。
  但是中国大学这些年来的表现,与这位学者的理念截然不同。招生黑幕、教授嫖娼、腐败窝案、学术不端……,如此类的负面***层出不穷,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一一浮现,高校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一家杂志做了一期封面专题,标题就是“病入高校”。大学似乎已经不再是纯洁、高尚的象牙塔,而是一个粗暴的、扰攘不息的名利场。
  这一乱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且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而致力于大学制度研究的丁学良,对此已是哭笑不得。
  二
  当高校学术腐败等老话题还在媒体与各种讨论会上蔓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去年“两会”期间,几个身为大学校长的代表委员对媒体“诉苦”,说财政给高校的钱太少,学校如何缺钱,日子如何难过云云。结果惹得财政部非常不高兴。“两会”结束后的第五天,在一个论坛上,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就回应说:“虽然我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教育经费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高校提出来什么时候给他们增加经费,我说,想靠国家给大学更多的钱,我想你可能等得时间比较长,一时半会没戏!”
  也就是在此前后,高校的贷款问题浮出水面。
  2005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06年社会蓝皮书说,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
  2006年9月,有关报道称,高校“负债运行”问题突出,有的大学已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至于高校贷款总量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社科院蓝皮书称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而有媒体则说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至于具体大学的贷款额,社科院蓝皮书说,“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
  这些数字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目光。今年“两会”期间,有关高校负债的话题虽然也偶有提及,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指向,也就被淹没在诸多其他的报道中。
  “两会”闭幕后的第三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确实存在高校巨额贷款问题,但他否认部分高校“破产说”,而且高调表示“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也就在同一天,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内网上贴出了一个通知书。就是这样一个网络通知,将高校负债的“窗户纸”一下子捅破了。
  这一名为“吉林大学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称:学校贷款高达30亿,从2005年起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财务困境逐步显现,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学校不得不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
  经媒体曝光,吉林大学迅速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许多人在问:吉林大学会不会破产?其他大学是不是存在同样的严重债务问题?但是,作为当事方的全国高校们,出奇地保持了一致的沉默。
  三
  作为全国第一届中青年学术论文一等奖的获得者,丁学良1984年便去了美国,在哈佛从师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一直主张理性主义的精神。但在2005年10月,他的“5个论”在内地掀起轩然大波。在公众心目中,丁学良俨然一副斗士形象,成为继郎咸平之后为舆论所广泛追捧的人。有意味的是,他们都来自香港的大学。
  2005年正是反思改革的潮流汹涌之年。是年10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对丁学良的专访,称“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当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正遭受空前声讨和贬抑,“五个论”横空出世,让那些以批评甚至谩骂经济学家为能事的人们兴奋不已。《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279票中,逾八成的公众支持“不超过5个”的说法。丁学良的名字,从此与“五个论”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丁学良却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言论,后来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澄清说,他的原话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并在这句话以前很多重要的背景界定。事实上,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根本不是他那次接受采访的谈话要点,他讲的核心,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研究向经济科学的方向进步的问题,但传播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挥,人们各取所需,借题引火,去讲各人想讲的话,完全失去了分寸。
  对自己观点的传播失去控制的丁学良非常无奈。2007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当记者就大学债务问题采访他时,他还在感叹媒体歪曲了他的“五个论”本意。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担心,而是坦率地讲述自己对大学问题的认识。他相信我们不会制作“丁学良炮轰中国高等教育”那样的标题——尽管那样的标题才足以引动视听。
  有人对发表“五个论”的丁学良提出质疑,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出身,没有资格评判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对此,曾在复旦大学获得过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丁学良不以为然,他说,“虽然我本人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
  而这一次,丁学良的话题回到了他的研究领域。他来谈论大学问题,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提出质疑。
  访谈
  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九十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为止,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它们没有钱,而是它们不会用钱,不是它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它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的关系的拷贝。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十年了。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了国有企业的地位?
  丁学良:它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钱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软约束”。
  所谓“软约束”概念,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这是一种非承诺性的原始契约,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钱的时候,它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如果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只要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的话,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还是来自于提高学费——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合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教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
  两三年以前,山东某高校的副校长到哈佛大学访问,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大发感慨。她感慨什么呢?哈佛这个美国最古老、最富裕的大学,一年将近四百亿美元的预算,但是学校里面的办公室、教室、楼房,都是很老很旧的,不像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学,办得像五星宾馆一样,办得像购物中心一样。
  海外的好大学,知道大学的生命力不在这些硬件上。虽然它们的硬件也不弱,但是硬件的投入远排不上前三位。第一位的是请大师,第二位的就是用合法的资源设立奖学金,提高生源质量,第三位的是与科研和教学相关的设备。就以图书馆为例,国外的大学不是看一个学校里面盖了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而是看有多少藏书,多少平方米的图书馆和多少藏书是不一样的。不但要看多少藏书,而且要看图书的使用率和周转率。而国内许多大学就是比图书馆有多大。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有些大学有钱盖图书馆,但是没钱买书。
  丁学良:即使有钱买书,但开放时间也不多。不是落在实处,而是落虚处。为什么?因为落在实处,得到好处的是学生,而学生并不影响这些人做官,并不影响这些人发财,他落在虚处,虚处才是他们升官发财的垫脚板和楼梯,就是这个道理。我看得太多了,我看得太痛心了!
  高校所走的路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
  经济观察报:过去的十多年来,中国的高校出去考察的队伍一批又一批,国外回来的也是一批又一批,而且现在是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可为什么国外大学的好观念、好体制、好做法在国内得不到推广?
  丁学良: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高教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高校的衙门化。——也就是官本位回潮,就是建立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打破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没想到到了90年代末——几乎是和高校开始积极贷款同时进行的——高校又增加了几个“副部级”单位,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
  丁学良:我欣赏的国内大学校长只有两三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是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一个副部级的校长。他说,把我们这些校长变成什么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这就是哭笑不得嘛。校长就是校长,校长是个专业人员,是教育家,是社会贤达,你把他变成行政官僚了,看起来仿佛体现了国家对大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严重腐蚀。因为这样就把一种做官的思想、当官僚的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大学的管理人员中间去。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高校模仿国企,高负债盖高楼(转载)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招生(转载)(图1)不是看学校办得怎么样,不是看学生培养成就怎么样,而是看级别怎么样。这就像2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样,不是靠市场来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只看你是哪个级别。
  经济观察报:周济部长说,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但按照你的说法,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走了国有企业的老路子。
  丁学良:完全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走过的、事实证明没有出路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好不容易从那个地方走出来了,大学反而还要往回走。这一走进去,再走出来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现在政府重视高等教育了,高教领域里出官员的机会多了,它就成了一些人追求的对象了。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理想主义,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大学办好,但是也不要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秉着要把高等教育办好的这个心态,而是觉得这里钱越来越多了,这里也能够当官了。
  大学里面有三种人: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者(包括后勤服务人员)。行政管理者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如果从学校角度来看,行政人员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而设的。这个主从关系不能搞乱。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为了主人,比教师还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正是衙门化的表现。是不是可以说,高校的衙门化和负债是因果关系,有了高校的衙门化,才导致了今天高校的严重负债率?
  丁学良:你看一下老国企的覆辙,就知道了。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直接输血已经有多少?解决不了问题,老债刚刚解决掉,新债又出来了,老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新的伤口又在淌血。假如高校的衙门化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高校也决不会比那儿更好,除非你找到了一个解除国有银行同国企之间“父子关系”的根本办法,否则高校也是一样走不下去的。
  在目前的机制下,投一百块钱和投一百万块钱产生的效率可能是相同的。好体制,使一分钱、一块钱当一百块钱使,不好的体制,是一百快钱当一块钱使,看看近年来大学的发展道路,这一点特别明显。这种体制不改变的话,你给大学再多的钱也搞不好,你给它一百年时间也搞不好。
  经济观察报:这么看,解决高校债务的前景很暗淡?
  丁学良: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全盘的重新梳理——哪些方面做得成功,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成功?这个重新梳理不到位,中国高教国有化指令方式也解决不了,肯定是解决不了,因为根源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将近30年了,高等教育总会从中汲取一些经验与教训吧。
  丁学良: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实在是走回头路。它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取得的基本共识都给破坏掉了,把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做法给抛弃了,而且背道而驰。这绝对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
  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重新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当年的经济改革不是从国有企业等核心部门开始的,而从边缘部门开始的,如城市里面的个体户,农村的承包制。中国的高等院校要持续发展,也应该从边缘开始,就是要允许私人办校,而且不但从法律上,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的法律保障——就像过了近30年才慢慢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一样。虽然民营企业在贷款方面还没有被一视同仁,但是只要差距缩小,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在现有的架构之下,必须给公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没有自主权是不行的。就像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就是要给国有企业在经营上的自主权。中国的公立大学不能马上民营化,首先要通过减少对公立大学的行政干预,给予公立大学更多的自主办校权。例如设立大学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不能以管理人员为主,要有社会贤达,要有企业家,要有专业方面非常成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育管理人士。要依靠董事会来遴选大学的管理人员。大学校长的任期以四年到五年为宜,要规定最长任期,任期之内奖罚严明。如果在任期之内,学校有严重的负债,特别是贷的钱没用好的话,这个校长就要负法律责任。
  经济观察报:只有这一条道路吗?舍此别无他途?
  丁学良: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凡是全球竞争力强的国家,无一不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而创新有两个主要源泉,一是高等教育(包括研究部门),一是企业。如果中国真要实现自主创新目标的话,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必须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先锋队。一些开放性问题的独立研究,首先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中国能不能够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多迈几步,取决于能否给予高等教育、科研部门和企业部门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而这个自主权必须是有法律保障的,不能说哪个领导人拍一下脑袋赐予的。自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必须是常规的状态,不能今天有,明天没有。
  只有给予大学自主权,打破衙门化,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大学经验可以借鉴。在美国,大部分的一流大学都是私立的,但是也有两三所公立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州政府对他们有一定的管辖权,但它们仍然能够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进行竞争,仍然能够创造性地、可持续地发展,为美国以及全球培养着创新人才。你看看人家怎么办的?关键在于大学拥有自主权。公立大学一定不能办成衙门的尾巴。
  
  
   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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