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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市占率一骑绝尘!这一品牌在存储市场的优势实在太明显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辩

作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

在内存、SSD等存储市场上,哪些品牌卖得最好呢?对于内存市场,大家肯定会想到是金士顿,实际数据反映的状况也是这样。

根据市调机构TrendForce的最新统计,2020年份额高达78.02%,收入132.0亿美元。而第二名威刚的份额只有3.19%,收入5.4亿美元,在前十名还有记忆科技、金泰克、嘉合劲威(阿斯加特/光威)、世迈、十铨、博帝、宇瞻、宜鼎国际,加上威刚合计不过16.94%,只有金士顿的五分之一多点,金士顿完全是其他厂商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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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SD市场上,金士顿的存在感就不如内存那么强,不过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金士顿继续强势第一,年出货量1.115亿部,份额高达2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据还是受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整个行业的明显冲击,金士顿SSD的渠道出货量就减少了多达15%,但即便如此依然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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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第二的依然是威刚,市场率也不过8%,再往后是金泰克7%、朗科6%、雷克沙6%、台电5%、影驰3%、七彩虹3%、联想3%、创见3%。其他小品牌合计29%。

·END·

源自对语言的误用,许多哲学问题乃系“假议题”。

——卡纳普(RudolfCarnap,1891—1970)

人生问题的解决,存于问题本身的消失。

——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

上一世纪80年代,我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便发现“中国哲学”一门不是安置于“宗教系”,便是“东亚系”;摆在西方正统的“哲学系”极为罕见。任教“中国哲学”的先生,对于无法侧身于西方哲学的名人堂,尤其耿耿于怀。

又,法哲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在2001年访问上海时,迳谓:“中国没有哲学”[陆扬,〈本体论·中西文化·解构:德里达在上海〉,《文化研究》4(2003.6):224。德里达的发言并非突发奇想,之前在为《书写与差异》中译本的访谈中,他已明白表达此一观点。参见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页10],骤然引起学界轩然大波。哲学人士尤其感到不平,唇枪舌剑,异常热闹。究其实,这是典型哲学上的“假议题”(pseudoproblem)。

其实,德里达的论点远绍19世纪的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但在20世纪里远早于德里达,我们的自己人傅斯年(1896—1950)在1926年业已宣称:

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4册,页473]

“哲学”一义,在近代哲学发展的过程,颇为周折,因是变得言人人殊[JohnPassmore,AHundredYearsofPhilosophy(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1966)];处于今日学术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其执一不变,委实不易。在中国的语境,傅斯年极早便敏锐地观察到:

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Socrates)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Plato)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Descartes)、来卜尼兹(Leibniz)以来的。[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页473。按,傅氏这里提到的“贷嘉”,推测应该是指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

傅斯年的理据盖如此:

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页473。按,胡适虽已撰成《中国古代哲学史》出版,但他后来撰述中古部分时,却不取“哲学史”之名,而改冠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应与傅斯年的意见有关。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71)。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暂非本文的要点]

傅氏曾留学德国,他的说辞无非在呼应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的论调:迥异于自然的事物,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具有时空的约制,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FriedrichNietzsche,“OntheUseandDisadvantagesofHistoryforLife,”见其UntimelyMeditations,ed.DanielBreazeale,trans.R.J.Hollingdal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59—123]

作为胡适(1891—1962)的高足——傅斯年反对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称作“哲学史”,实有见于此。多年后,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1952)特别点出:傅氏并“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4]

析言之,“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民国初年西方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鼓舞了中国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哲学必将随之起舞。是故,中国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凄凄惶惶,无所安顿。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两项特色:其一,外来的欧美哲学思潮变成疏通或衡量传统思想的准则、或解释的架构。这与中古时期佛教借径固有的儒、道思想以方便传布的手法,截然异趣;好友刘笑敢(b.1947)特称之为“反向格义”,确有所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辑,页10-36]。另项特色,即藉着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以开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职是之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发,遂密不可分。

之所以造成如此的景象,盖其来有自,必须追溯清末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举贺麟(1902—1992)在1945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哲学》为例,他谈到近五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几点特征。其一,便是西学持续不断地左右中国哲学的构作;另外,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嘉义:西部出版社,1971),页2-3。该书1945年由胜利出版社初版]。二者复交互为用。而民国以来所谓董理中国哲学史,其概念架构甚为倚重西方流行的哲学,因此呈现新旧轮替的现象。贺氏的论点直迄今日犹是有效的观察。总而言之,本世纪“中国哲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

这由清末进化论的引进、20年代胡适鼓吹实用主义,迄至当今令人目眩神迷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居中除了夹杂不同阶段西方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值得警惕的,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哲学工作者,茫然不知所措。

今日处于后现代的氛围,“哲学的死亡”(thedeathofphilosophy)或“哲学的终结”(theendofphilosophy)的呼声,业已喧嚣尘上。90年代,罗蒂(RichardRorty,1931—2007)便直言无碍:

于奎因(WillardVanOrmanQuine,1908—2000)、维特根斯坦、戴维森(DonaldDavidson,1917—2003)和怀若本(PaulFeyerabend,1924—1994)诸哲手里,“意义之死”(thedeathofmeaning)同时意谓着“哲学之死”(thedeathofphilosophy),而哲学并无法拥有自成一格的方法。[RichardRorty,“Twenty-fiveYearsAfter,”inTheLinguisticTurn,ed.RichardRor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pp.371-374.必须稍加注解的,该时奉为攻无不摧的解析利器,正是一度风行无阻的“语言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这是罗蒂在刊于《语言转向》(1967)之后,二十五年后的省思,至此“语言哲学”已云淡风清了。又见IsabelleThomas-Fogiel,TheDeathofPhilosophy,trans.RichardA.Lynch(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1),又举其例:德里达在访谈中所透露后现代的氛围,参见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页2-3]因此,对所谓“哲学的合法性”尤不知所云!

西方哲学渊源流长,林林总总,互有侧重,各有变化。举其大要,略可分作三大宗:形上学(metaphysics)、道德哲学(moralphilosophy)、知识论(epistemology)[参较G.H.R.Parkinson,“WhatisPhilosophy?”inAnEncyclopaediaofPhilosophy,generaleditorG.H.R.Parkinson;associateeditorsT.E.Burke...[etal.](London:Routledge,1988),pp.3-4.我将

西方13世纪以来哲学内容的三大分类:形上学、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naturalphilosophy)中的自然哲学以17世纪笛卡尔所开启的知识论取代之]。但在近代这三大宗均渐次消溶,甚至蜕化成无主(无实质内容)之学,在后现代尤为显著。

首先,传统哲学里占大宗的本体论,早先经过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批判哲学(criticalphilosophy)的洗礼[Immanuel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ed.PaulGuyerandAllen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再经20世纪上半,逻辑实证论(logicalpositiv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联袂围攻,殆繁华尽褪。按逻辑实证论乃是坚决反对形上学的,其代表:德国的卡纳普和英国的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1989)便本诸“可验证的原则”(verifiabilityprinciple),以两篇驳斥形上学的论文语惊学界。前者的〈从语言的逻辑分析祛除形上学〉[RudolfCarnap,“TheEliminationofMetaphysicsthroughLogicalAnalysisofLanguage,”inLogicalPositivism,ed.A.J.Ayer(NewYork:TheFreePress,1959),pp.60-81],和后者的〈证明形上学的不可能〉[A.J.Ayer,“DemonstrationoftheImpossibilityofMetaphysics,”Mind:AQuarterlyReviewofPhilosophy43.171(July1934):335—345.另外,在耶尔声名大噪的成名作(初版,1936)也再三阐发此一概念。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Book,1971).(傅斯年也藏有此书

1946年版)],皆曾传诵一时。复加上欧陆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迄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一系下来的解构,西方形上学已剥落得体无完肤[JacquesDerrida,OfGrammatology,trans.GayatriChakravortySpivak(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6)];恰仿若民国的新儒家将传统蕴涵丰富的儒家文化,化约成一息尚存的“惟精惟一”之旨。

而知识论亦先后受到怀若本、罗蒂等人猛烈质疑,必须重起炉灶[例如:Paul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Verso,1979);RichardRorty,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而道德哲学也从“规范性伦理学”(normativeethics)往“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推移,以描述性、分析性取代价值取向的道德学说(即所谓“语言的转向”[thelinguisticturn])[JonathanJacobs,DimensionsofMoralTheory(Malden,MA:BlackwellPub.,2002);BernardWilliams,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p.120—131]。20世纪初穆尔(G.E.Moore,1873—1958)的“善的不可界定说”(theindefinabilityofthegood)足为典范的示例[G.E.Moore,PrincipiaEthic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初版1903

年]。其间,虽说《正义论》的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异军突起,拟力挽狂澜[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罗尔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契约论者],但整体的趋势确是往后者推移的。况且,自“结构论”(structuralism)起而发难,亟解消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JeanPiaget,Structuralism,trans.anded.ChaninahMaschler(NewYork:Harper&Row,1970)],至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力倡消除“人”(man)的概念;尤有进之[MichelFoucault,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NewYork:VintageBooks,1973),pp.308—318],对解构论的大宗师——德里达而言,反形上学和反人文主义乃系携手并行的。所以他自是不会轻易放过“人的终结”的议题[JacquesDerrida,MarginsofPhilosophy,trans.AlanBa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TheEndsofMan,”pp.111—136]。视此,固有的传统“人性论”遂无所挂搭,传统道德学说因是遭逢存亡危急之秋,受伤尤其严重。这的确是令人忧心如焚的窘境。

是故,今日的西方哲学,已变成概念或语言解析性的工具,而近乎无实质内容[参较RichardRortyed.,TheLinguisticTurn:RecentEssaysinPhilosophicalMethod(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初版1967年。参较DavidE.Cooper,“VisionsofPhilosophy,”inConceptionsofPhilosophy,ed.AnthonyO’He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p.2]。职是之故,哲学鬼才普南(HilaryPutnam,1926—2016)抛出“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ethicswithoutontology)。后现代同调的罗蒂会提出“没有原则的伦理学”(ethicswithoutprinciple)、或“没有实质或本质的形上学”(metaphysicswithoutsubstanceoressences),就毋足为奇了。诚如西方哲学史名家帕斯莫(JohnPassmore,1914—2004)所说的:

至少我们有合理的信心,许多当前我们视为哲学问题的,在未来,却未必见得如此,虽说当下我们并不能预知那些会落得如是。[JohnPassmore,“Philosophy,”inTheEncyclopediaofPhilosophy,ed.PaulEdwards(NewYork:Macmillam,1967),vol.6,p.219]

至此,西方哲学唇亡齿寒。而所谓中国“哲学”,遂亦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析言之,西方哲学显然是中国哲学“合法性”(legitimacy)的参照系,无奈前者自身在现代语境凄凄惶惶,若丧家之犬。因此,便无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取舍准则。再说,若经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性”(familyresemblances)的启示[Ludwig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trans.G.E.M.Anscombe(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68),p.32],“哲学”一词所涉,绝非亘古执一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互有出入、多元多样的[西方哲学扼要的叙述可参考JohnPassmore,“Philosophy,”pp.216-226]。故传统本质性的定义(essentialdefinition),早已为人弃置不顾,而必须改弦更张。

关键的是,百年来中国哲学与西学恒呈亦步亦趋的状态,但借外债总需偿还,何日才能独立自主,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方是当务之急!回忆年轻时,对中国哲学的走向过度仰赖外来资源,时有省发[请参阅拙作:〈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1984)、〈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1984),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北京:中华书局,2010),允晨版页3-24、32-43;中华版页

3-20、27-33],但哲学究竟非我专业,之后遂无暇多费心思了。近年学界复发一股“中国哲学合法性”论辩的热潮,不啻提供了一个及时阶段性的省思,容或是中国思想(或哲学)迈向康庄大道的好契机。

罗蒂提出“没有原则的伦理学”“没有实质或本质的形 上 学 ”, 见 Richard Rorty,Ethics without Principles,Metaphysics without Substances or Essences(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4)

哲学鬼才普特南抛出“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见Hilary Putnam,Ethics without Ontolog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说明:题引卡纳普的这句名言,此一概念散见其著作。其中LogicalSyntax of Language(London:K.Paul,Trench,Trubner &Co.,ltd.,1937),有傅斯年签名并予以收藏。卡纳普的论文“Pseudoproblem inPhilosophy”(1928),见其The Logical Structureof the W orld,trans.Rolf A.Geor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67),pp.301-343.卡纳普的观念和早期维根斯坦是一致的。参较Ludw igW ittgenstein,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C.K.Ogde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6.53.

引维特根斯坦句,出自Ludw ig W 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6.52,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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