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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爱玲,重返“传奇”的世界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百年爱玲,重返“传奇”的世界百年爱玲,重返“传奇”的世界

她是“小资文化”的祖奶奶,是海派都市文化的象征,是“孤岛”上海绽放的文学之花;她的语言表现力,几乎只有鲁迅能媲美。她时而不被“正史”所接纳,却一直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心目中的关键词;对我们来说,张爱玲永远是神秘的……

“蒙塔尤是一摊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材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

时值爱玲诞辰百年纪念日,让我们循着爱玲的笔迹,重返“传奇”的世界,思索更多关乎生活与生命的议题。

百年爱玲,重返“传奇”的世界

《传奇》的世界——认同危机中的人们

(节选自《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其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9)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写下了这段既令人莞尔一笑,又似乎是研究者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蒙塔尤(Montaillou)是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奥克西坦尼靠近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里的许多村民在13-14世纪因为倾向于一种名叫“纯洁派”(Catharism,也称为“阿尔比派”)的基督教异端思想而遭受宗教迫害。负责宗教裁判的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无疑极具调查事实的天赋,他极有耐心地弄清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区别谁是异端而谁持正信。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资料,随着他后来成为教皇本笃十二世而被保存于罗马,并最终成为今日历史学家珍贵的研究材料。发现了这笔宝藏的勒华拉杜里没有辜负富尼埃,他借助富尼埃的材料,生动而详实地还原了曾生活在蒙塔尤的那些富有个性的生命,让将近八百年后的读者在注视着这个小小的世界时,依旧能因为这些小人物的俏皮话而捧腹,为他们朴素却深刻的人生哲学而叹服。

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这种超越时空的共情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体验,能够达成这种效果则有赖于一种人类学的叙事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学科交叉。在今年的阅读中,我发现了不少类似的佳作。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本。这本书基于对马来西亚吉打州的赛达卡村的人类学调查,指出在经历了农业机械化和绿色革命之后,原本村子内的共同体被瓦解,而阶级差距急剧扩大。不满于此的村民采取的是一种日常的、非正式的抵抗手段,譬如虚假顺从、假装糊涂乃至小偷小摸和破坏行动等等隐蔽且无法根除的小伎俩,虽然无法根本上改变社会变化的趋势,却也能够不断缩小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并以此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参与感。这种日常的反抗,是只关注因具有戏剧性而被记录于史料中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学难以察觉的,但是却更为普遍,更为持久,也能够为农民的生存带来更大的受益。

《传奇》初版共收张爱玲1943年4月至1944年2月写作的小说十篇。[1]本书将这十篇作品称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将写作于1944 年2 月至1945 年1 月的五篇作品[2]称为后期小说。收入后期小说的《传奇(增订本)》于1946 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这十五篇作品均以“男女间的小事情”[3]为题材。本章依照写作的时间顺序,考察前期的四篇小说。前两篇可以说讲的是“成长的故事”,另外两篇是以战争与文明为背景的作品。

香港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

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高王凌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直接继承了斯科特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并指出国的农民如何利用这些行动以达成同国家的妥协。类似的人类学调查志还有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和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前者关注江西的农村而后者则将视线投向西北中国,二者都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的人类学-历史学交叉研究。

水晶说,《第一炉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写的是“初出茅庐的少女,走向不幸婚姻的经过”。少女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王子后,却并未能快活,反而“替自己打开了一扇烦恼之门,连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悲剧性醒悟”。这是西洋作家比较钟爱的所谓“启蒙故事”(story of initiation)。[4]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敲开文坛之门的首篇小说,因此,该文本具有双重的“启蒙”意义——对文本的主人公如此,对作者本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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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的关系是一段故事,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大卫·布拉克伯恩在《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环境变迁与近代德国的形成》(远足文化,2018)中详细地考察了德意志民族对其境内自然环境的改造工程。莱茵河以北的德意志历来都是沼泽与森林的天地。18世纪以降,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普鲁士就致力于大规模排干沼泽,整治河道,以在有限的国土内养活更多的民众。普鲁士之所以能够践行改造自然的理念有赖于其作为“经济的飞轮”的普鲁士军队和庞大而精于统计与管理的官僚系统,二者在后来无疑都是普鲁士得以缔造统一德国的支柱。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5]

十九岁的上海姑娘——女主角葛薇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的影子。文本写的是她在战争时期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这一特殊空间经历生命周期的认同危机、选择人生道路的故事。

故事以葛薇龙站在香港半山里一栋高级住宅的走廊上的场面开始。高中二年级学生薇龙“八一三”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由于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薇龙为能留在香港继续上学而采取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行动——背着父亲,来找从未见过面的姑母寻求经济援助。姑母是父亲的亲姐姐,年轻时任性地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父亲认为这一行为辱没了家门,于是大怒并与她断绝了关系。后来,姑母成为寡妇,继承了巨额财产。

姑母的府邸可以说是香港的缩影。“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建筑的外观像一座摩登的电影院,白色的墙,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与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柱子糅合为一体。客室布置是西式风格的,却装饰着中国摆设。作者用嘲讽的口吻说:“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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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河川是看得见的征服,而消灭疾病则是无硝烟的战斗。刘绍华的《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卫城出版,2018)就以详实的笔触全景式地记录了新中国根除麻风病的艰苦历程。对于如此体量和人口的国家而言,在短时间内几乎消灭这种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顽疾至今仍是受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疾病防治中采取长时间,大规模隔离医治这种“强制人道主义”的做法也对麻风防疫产生正负交错的影响。

上海父亲的家和香港姑母的家,分别意味着两个时代的文化:前者属于传统中国,后者属于受西洋文化支配的现代;前者重门第,后者重金钱。

姑母答应了薇龙的要求。初次见到姑母,给薇龙留下的印象是:“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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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受控的河川和疾病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然而人类已经征服了自然吗?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华书局,2017)中所描述的与自然环境相伴随的周期性叛乱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自然气候对于农业的决定性影响却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郭益耀在《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气候、技术、制度》(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1990年代以前,气候变化对于中国农业收成的影响依旧是决定性的,因此三年困难时期更可能是“七点五分天灾,二点五分人祸”。而这一趋势直到1990年代后才被农业技术的对冲所抵消。

聪明的姑母顺应时代潮流,抛弃早已陈旧不堪的传统门第观念,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商人之妾;最终通过金钱达到了传统门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做上了大权在握、一呼百应的“慈禧太后”。

“淫逸空气”四个字表现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薇龙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站在这“淫”之世界的入口,薇龙充满戒心,她告诫自己“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薇龙只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而对父亲则谎称取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在学校住宿。于是薇龙告别了家人,留在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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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之所以能够造就这样流畅而阅读体验极佳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历史学的叙事转向。彭刚在《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的前两章中清晰地概括了这一趋势的特征及其给历史学带来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人物传记方面最具有应用的价值。罗伯特·迈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通往权力之路》(时代华文书局,2018);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马克·莫里斯的《约翰王:背叛、暴政与“大宪章”之路》(中信出版社,2017)和梅里杜尔的《1917列宁在火车上》(猫头鹰出版,2019)都是兼具可读性和历史学价值人物传记作品。

薇龙寄住在姑母家,感觉那里的气氛像衣柜,“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姑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主动把自己的青春换成了金钱,可“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的是爱——许多人的爱”。为获得年轻男人、半老绅士等众多男人的爱,姑母运用娴熟的手腕,以年轻的女佣为诱饵。如今,侄女薇龙也成了诱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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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想阅读更重视历史实证和研究的传记,那么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和黄宇和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都是不可错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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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殖民与帝国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亦有类似的佳作。今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无疑就是亚当·霍赫希尔德所著《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贪婪、恐惧、英雄主义与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虽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在比利时国内和欧洲却是所谓“进步君主”的典范。然而,他却又是所谓的“刚果自由邦”——这一史上最大“私人殖民地”的拥有者。《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就讲述了这位披着仁慈外衣的暴君如何通过种种肮脏的手段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分得一杯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非洲的心脏狠狠地咬上一大口)。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在整个人类殖民史上也是罕见的,但讽刺的是,这些暴行被揭露除了要感谢勇敢地站出来的莫雷尔外,作者认为还是因为比利时在欧洲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对于比利时的群起围攻事实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其他列强在全世界各地的屠杀和掠夺因此遭到忽视,或干脆直接被称作“文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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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伦斯·詹姆斯的《烈日帝国:非洲霸权的百年争夺史,1830-1990》(马可波罗文化,2018)中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对非洲的统治与掠夺得到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不过作者也并未忘却英国废奴运动的贡献。关于土地掠夺与种族屠杀议题的长时段、全球范围内考察,班·基尔南所著《血与土:一部种族屠杀与灭绝的世界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值得一读。作者回顾了从古希腊至今,人类屠杀同类的累累血迹。现代文明事实上正是这些血所浇灌出来的,正如16世纪的西班牙垦殖者所言:“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水,那么就用印第安人的鲜血来浇灌他的田地。”这一悲惨历史的美洲版本,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南方家园文化,2013)得到了极具有感情色彩的再现。

有一天, 姑母在花园里举行园会。香港社交界的名花,十五六岁的周吉婕也来参加了。在香港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周吉婕毫不逊色,她是一个混血儿,她的身体中“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吉利,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中国的成分却是微乎其微”。周吉婕的同母异父兄弟乔琪脸上“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和石膏像一般”,他能讲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西装得体,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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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民族主义的觉醒敲响了帝国主义的丧钟,各大帝国情愿或不情愿地开始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各大殖民帝国各有其不同的命运,但从帝国沦为附庸国的日本无疑是其中最具戏剧性的。就日本如何走向和中国及美国的全面战争赫伯特·比斯克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和入江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是必读的两本经典作品。日本对“ABCD同盟”(即美、英、中、荷四国)开战的决定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这种绝望的绝佳体现就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身上。但是与一般人认为的“神风特攻队”是被洗脑的日本青年对国家的愚忠行为不同,大贯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联经,2014)中,在检视了大量“神风特攻队”队员留下的手札和信件后指出,许多参与特攻的队员事实上是东大、京大的精英,他们之中甚至掌握多种外语,并且大量阅读西方哲学、社会学的原文作品。从他们的日记和手札来看,这些人既反对军国主义日本,也反对资本主义的美国。这虽然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渗透力的极限,但也从反面说明在日本社会严格的同僚压力中,纵使思想独立驰骋者亦难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这些关于哲学与自我的思考,或许正是出于试图逃避无法逃避之现实而留下的吧。

吉婕对哥哥的评价是“杂种的男孩子们,再好的也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接着,她谈起混血儿的困境:

……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是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就为这个,吉妙(吉婕的姐姐——笔者注)也是一心的希望能够离开香港。这儿殖民地的空气太浓厚了;换个地方,种族的界限该不会这么严罢?总不见得普天下就没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花团锦簇的表面与深感危机的内心之间,吉婕本人活脱脱是香港的一个隐喻——危机根源于东方之血与西方之血的不平等的种族关系,尽管在这里,这些元素似乎已融为一体。

薇龙没想到自己会被花花公子乔琪的魅力吸引。开始,她拼命地压抑这种感情;当一个夜里,她在姑母和姑母的老情人司徒协面前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后,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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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的战败,曾经的帝国沦为盟军控制下的占领区。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详实地述及日本从战败到美国人强加的新宪法开始执行期间,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而面对重新成为美国重要冷战盟友的日本,美日之间如何调试彼此的关系则成为又一难题。涩泽尚子在《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型塑敌国日本》(远足文化,2017)中指出美国用“女性与儿童”的隐喻来合法化美国对日本的保护和教导,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但是对于一般的日本人而言,麦克阿瑟那句“日本人只是12岁的孩童”只会引起些许的不满,大多数日本人的心声是:“如果民主就是电冰箱,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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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复兴也确实令人瞩目,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立绪文化,2015)就是对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东京都郊外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一份精彩的人类学考察。日本的工薪阶层,也就是上班族所代表的新秩序不仅在大型组织上班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而是一种对其他人有着影响力的楷模。就社会的其他人来说,上班族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典范,调和了西化与工业化的直接冲击,其中庸,是足以实现的梦想;其现代,是值得追求的最高愿望。

……不想喀啦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速便和侦探出其不意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薇龙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管用手去解那镯子,偏偏黑暗中摸不到那门榫的机括。

不愿就范的薇龙主动接近乔琪,请求他的帮助。

在静静的山上,薇龙经历了生平的第一次约会,乔琪亲吻了薇龙,像看出了薇龙的心事,他轻声告诉了薇龙他的性爱观:“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寻找爱的薇龙,听到这话“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些眩晕”。受到打击的薇龙,寻找着乔琪“心灵的窗户”——他的眼睛。

薇龙抓住了他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的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地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的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乔琪伸出手去揽住她的肩膀,她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他觉得她颤抖得厉害,连牙齿也震震作声,便柔声问道:“薇龙,你怕什么,你怕我么?”薇龙断断续续的答道:“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说到这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乔琪轻轻的摇着她,但是她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使他抱不牢她。

薇龙想要通过恋人这一镜子认出自己,让自己不确定的存在明确起来,然而,映在她眼睛中的,仅仅是黑眼镜中反射出的自己那缩小的脸。

尽管如此,薇龙为了抵抗姑母和姑母的情人,与乔琪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使薇龙的梦重新苏醒。晚上,薇龙睡不着,她来到阳台,沐浴着梦幻般的月光,做着“爱之梦”,正在此刻,她无意中看见了刚刚和自己分手的乔琪正搂着一个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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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本土的繁荣掩盖的,是美国直接统治下的冲绳人的悲惨命运。加文·麦考马克的《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就叙述了冲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受到东京和华盛顿的双重歧视。冲绳人既无从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还不得不背负起不成比例的军事负担。当地居民的抗争也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可以说冲绳至今依旧是日本的附庸地位和新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象征。冲绳,也就是琉球自有其作为“万国津梁”的辉煌历史,这在高良仓吉的《琉球的时代:伟大的历史图像》(联经,2018)中有很好的体现。然而近代不容许丝毫模糊的领土意识导致了琉球“两属”状态无法继续,继而遭到了日本的吞并,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是对这一过程的全方位、系统性回顾。

面对新的打击,薇龙重新审视自己,对自己感到的只有厌恶:

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

面对过去与现在自己的两种形象,薇龙进退维谷。这时,故乡上海成了她的避难所。薇龙决定尽快离开香港,重新做人。如许子东所说:“‘上海’在《第一炉香》里又是道德尺度和‘家’的象征。葛薇龙一觉得有堕落的危险,便立刻想到回上海。”家里的一些小摆设会“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6]

薇龙去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返回姑母家的路上遇到倾盆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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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日这一极为特殊的帝国-附庸关系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至少在形式上)摆脱了殖民统治最恶劣的形式。全球性的去殖民化趋势也推动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从法农和萨义德开始,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从英美文学领域扩散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宋国诚的《后殖民论述:从法农到萨义德》(擎松出版,2003)在导论部分相当全面地概括了这一学术倾向。不过,相对于一些比较优秀的采用后殖民理论作为研究(或批驳)对象的历史作品,例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左岸文化,2007)。

薇龙一面走一面拧她的旗袍,绞干了,又和水里捞起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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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欣赏阿里夫·德里克对于“后殖民理论”中对于历史虚化和过于依赖文本的批判理论。他的两本论文集《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和《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虽然读起来相当晦涩,但阿里夫独到的视角和思辨功力确实给人以相当的启发。总而言之,无论是怎样的理论,都必须厘清基础的概念,同时在诠释上符合逻辑,遵循一定的限度。就这一问题,雷蒙·威廉士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巨流,2003)和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将给我们予以启示。

这个画面,象征着薇龙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徒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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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批评者甚众,“后殖民理论”还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至少对我而言,其提出的“混杂”概念在研究19世纪中外关系时依旧是趁手的工具。举例来说,Pär Cassel的作品Ground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就是混杂社会内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治外法权一直被视作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中一个危害甚深的条款,然而事实上传统中国在涉及外族的司法纠纷中一直秉持的是“各国各官各管各人”的原则。尤其在清代,正如欧立德在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和鹿智钧的《根本与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秀威资讯科技,2017)二书所述及事实,由于满族在中国内部就具有和汉人不一样的司法地位,满族所统治的帝国更是涵盖了大量权利义务各异的族群,清朝在事实上不得不遵循的是一种多元司法的理念,也就是对于不同的民族可以采取不同的司法处理方式。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在对外关系上,清廷认为让各国领事处理各国人民无论是传统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清朝所秉持的“属人原则”由于欧洲(还包括日本)的滥用而遭到破坏,这种滥用才是治外法权被认为丧权辱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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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层面上的礼仪问题也是如此,尤淑君的《宾礼到礼宾:外使觐见与晚清涉外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当具有新意的讨论。在混杂性的社会中,除了政治-外交层面的碰撞外,文化上的交融更是异彩纷呈。朗宓榭、阿梅龙、顾有信等编的论文集《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和《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为我们介绍了诸如“劳动”、“社论”、“逻辑”以及诸多自然科学名词的引介过程。而新近荣获列文森奖的雷勤风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麦田出版,2018)则围绕着“幽默”这个概念,讨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笑话与讽刺作品的历史。这种混杂性在当代中国依旧瞩目,彭丽君的《复制的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就是对此相当精彩的研究。

薇龙能选择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1)当修道院的小学教师。但是“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薪水”,而且“尽受外国尼姑的气”,没什么意思。

(2)到社会上去找事做。却“不见得是她这样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

余下的路,“自然还是结婚的好”。薇龙是一个现代女学生,理所当然地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爱”。可是,当初恋被玷污后,薇龙失去了得到“爱”的自信。

最后,促使薇龙做出不回“家”这一选择的,恰恰是上海传

统式的“家”。薇龙曾这样设想:

啊,乔琪!有一天会需要她的,那时候,她生活在另一个家庭的狭小的范围里太久了;为了适应环境,她新生的肌肉深深的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那时候,他再要她回来,太晚了。她突然决定不走了—无论怎样不走。

(下略)

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走笔至此,我已把今年读过好书佳作大致梳理了一遍,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一读好书,比如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乌特·哈内赫拉夫《西方神秘学指津》(商务印书馆,2018)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实在无法塞进叙事里,只好在此单独列出。

注释:

年度书单︱张翼:在历史切片中发现结构

虽然上文列出的这些书涵盖不同领域,内容千差万别,但是终归而言,是一种人与其所创造的结构,无论这结构被加上的是“社会的”亦或“自然的”定语。这一结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中的论断:“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自己不能选择创造的条件,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人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那些已经离去先辈们创造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世人的头脑中。”这一论断时刻提醒着我既不要忽视每一历史事件背后“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脉络,也不要用今日的观念对古人的决断随意地下达价值判断。

[1]这十篇小说的创作时间依照《传奇》各作品后面标明的完成日期;发表时间参照本书附录“作品·活动年表”。十篇小说按照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写作在《倾城之恋》之前,发表时间在其后)。除连载于《万象》1944年1月至6月的中篇小说《连环套》外,《传奇》收录了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全部小说。

历史研究如同在千头万绪的结构中截取一段薄薄的切片,正如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中所做的那样,这切片中,既得见个体之微,却也不忘宇宙之大。

[2] 除发表于1944年11月的《殷宝滟送花楼会——烈女传之一》和连载于《杂志》1945年3月至6月的《创世纪》外,张爱玲写于1944年5月以后的五篇小说《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留情》全部收入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新东方》1944 年5月号,后收入《流言》。

[4] 参见水晶:《“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载《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湾大地出版社,1973,第61、78页。

[5] 张爱玲:《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第7—8页。

[6] 参见许子东:《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 期。

旅日学者邵迎建教授张爱玲研究生涯沉淀之作

重返90年代“张爱玲热”现场

百年爱玲,重返“传奇”的世界

《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增订本)》(邵迎建 著)

33开,464页,260千字

生活书店2018年10月版 ISBN:978-7-80768-263-9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认同理论,将张爱玲的生平与生活背景纳入以《传奇》和《流言》为代表的作品系统中加以研究,同时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与时势背景。书中亦收录了作者亲访上海考察张爱玲故居的记录及张爱玲作品与活动年表,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

作者简介

邵迎建,籍贯江苏,出生、成长于四川。于1987年留学日本,1995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现为东洋文库研究员。出版专著有《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中文简体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日文版,御茶水书房,2002年;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2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年;中文简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本书为其博士论文修订增补本,有日本学者认为,此著作潜藏着作者寻寻觅觅、寻找自我认同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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