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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书边上,传递故纸温暖多元的总集形态及其传播效果:总集的选域与明词的传播

零零散散的写作,我也写了有十多年,却没想着好好出一册书。先是因朋友要做一套书,我整了册《元朝的故事》,那是根据蔡东藩的《元史演义》改编的,算不上是自己的作品。但说实话,要出一册自己的书,还是不大容易的事,毕竟是自己写作的内容看似丰富,放在一起,就可看出内容大同小异,如此勉强出一册书,也没多大意思。

那时,周围也有不少朋友出版这样那样的集子,看上去很羡慕,也仅仅是这样。后来,先是一位做图书策划的朋友建议出一册饮食文集,合同都签完了,却一直没有下文。想必是书稿存在着问题吧。那就再接再厉,随后,又有朋友介绍,说台湾可出一些小众的书,只要有价值,就可出版。我也不知道平时写的文章是否有价值,且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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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集”其名盖肇始于南朝阮孝绪所著《七录》。《七录》今唯余一序,据《七录·序目》可知:《七录》内篇四“文集录”分为四部,其三为“总集部,16种”;其四为“杂文部,273种”。两部共计289种。《隋志》将《七录》中的“总集部”、“杂文部”合并为“总集”一类,后世因之。总集可分为全集型总集和选编型总集,后者习称“选本”。四库馆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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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

于是,我就电子邮件联系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蔡登山先生,把《写在书边上》发给了他。很快收到电邮,确定可以出版,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想想在大陆出版这类读书的书,倘若不是自费出版,颇不容易,这也可称之为幸运吧。

“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全集型总集(当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全”),“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选本。由于选型、选心、选源、选域、选阵、选系的不同,总集的形态也是千选千面的。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任何所谓“全集型”总集都只是在其所设定的范围内之“全”既然设定了范围,则表示其有所取舍。因此,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选型、选心、选源、选域、选阵、选系的问题。萧鹏先生认为:“上述六种角度,选心和选源是最基本的要素,它们一为主观意识,一为客观存在,二者结合才产生词选。”就文学传播的角度说,虽然编选者的目的和编选时的作品来源之重要不言而喻,但同样需要细细分析的重要因素还有选域与选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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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鹏先生油画作品

这本书分为六辑:寻踪记,记录下阅读人物的种种情事;书边上,书话文字,记录下阅读故事,有点小趣味,又不拘谨;淘书记,是将零散的淘书文字收集在一起,可见淘书时的心情;文史坊,是关于阅读文史中的点滴想法而已;翻书记,写了不少书评,选择了一些有意思的,整理在一起;书店事,早些年在报纸开设书店风云专栏,如此就收录到了这里。过了几年,《写在人生边上》里的关于书店的文章,我重新整理了一次,以《书店病人》为名,由金城出版社推出。

总集的选域是指总集编纂的覆盖范围,如收录作品的时代跨度、题材体裁、风格内容等等。不同选域的总集对明词传播起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全明词》出现之前,尚无一种以“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为目的的全集型总集出现。若从体裁看,收有明人词什的总集,有专收词作的单文体总集和收有词作的多文体总集两大类。专收词作的单文体总集,在日渐兴盛的明词研究中是最先受到关注的部分,张仲谋先生《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康化先生《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等均涉及明人词选。而明代词选的专门研究则当推陶子珍博士之《明代词选研究》(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最早,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分八章,详论二十四种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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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化先生

蔡登山先生做出版极为认真,这在书的宣传语、封面设计上,大致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书虫,与书相遇是极为浪漫的事。《写在书边上》是一个爱书人的读书闲话。在成都温润的四月天,手边一杯茶,静静听作者讲述他与书的浪漫故事……这本书涵盖了读书的方方面面,从书店往事到淘书偶遇,每一篇小文里都能看出作者的诚意和对文字的热爱。也许正因这样的缘分,才得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出版。

这虽是与蔡登山先生初次相遇,留下的印象颇为美好,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相继在秀威推出了短篇小说集《小马过河》、饮食文集《舌尖风流》、生活随笔《生活剧场》、旅行文字《漫游者行记》,大都有蔡先生亲自把关设计,与书的内容极为相称。我对台湾出版多少有一些了解,但对于这样的快速出版,还是觉得是一种幸运。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书在大陆之所以难以问世,就在于市场太小众了。

斯后,凌天松博士《明编词总集述评》(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分《草堂诗余》序列与“草堂以外的风景”两部分论明人编纂的词总集,均颇见功力。就中所论,多系明人所纂专收词什的总集。因对总集性质认识的差异,二书所述总集范围亦有所差异。陶著认为词谱亦具有词选性质,而丛刊自别于总集;凌著则以为词谱编纂目的不同选本总集,故不列入讨论范围,却未能细分总集与丛刊之异同。笔者认为词谱编纂目的虽然稍异于其他总集,但在编纂形态上与总集大同小异,而丛刊的编纂体例就异乎总集,绝不可相混,是以应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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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天松的作品

明人所纂之收有词作的多文体总集亦复不少,如程敏政所编《新安文献志》,马嘉松辑录的《花镜隽声》,张邦翼纂辑的《岭南文献》,王端淑辑录的《名媛诗纬》等均是兼收多类文体,且包含明人词作的。单文体总集和多文体总集在传播的效果上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单文体词总集专力收词,所以它们能收录更多的词什。在同等规模的条件下,专收词作的总集必然比兼收其他文体的总集能收录更多的作品,保存更多的词人词作。这为明词提供了更多的入选机会,促进了一些非名作名篇的传播。但是,由于诗尊词卑的观念在明代仍然未有大规模转变。因此,兼收其他文体的总集相对词总集就更有可能进入那些鄙弃词什者的视野。此外,多文体总集也更能减轻读者对特定文体的审美疲劳,刺激阅读兴趣。

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吴鸿先生在看了书之后说:“晓剑兄大作的书名,让我很自然在想起了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书边上》里收录的文章,我在他博客上大多读过,这本书就是他把作品放进了收藏夹,我也收藏,不亦乐乎!”

这本《写在人生边上》虽是我的第一册书,做的漂亮且不说,拿在手里,也真有种幸福感在。对一个阅读者来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增大阅读视野,如此才能把更多有价值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对作者而言,不过是写在书边上,传递几许书的温暖吧。多元的总集形态及其传播效果:总集的选域与明词的传播

王端淑作品

从总集的时间跨度来说,我们一般分其为通代总集与断代总集。明人编纂的明词断代总集并不很多,所知如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均是。但明人编纂的通代总集亦往往兼收明词,如陶子珍博士之《明代词选研究》所论24种明代词选,其中收有明词的就有14种。站在存人存词的角度看,明人编纂的明词断代总集收录的词作较同等规模的通代总集更多。通代总集选录的明词,其作者一般都是大家名家,如茅暎《词的》所选词作超过5首的明代词人中有杨基、马洪、吴鼎芳、王世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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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基作品

陶子珍博士据每部明代词选的各时代入选篇数最多的作者统计,明词作者中,王世贞以3次高居榜首位列第一;杨慎、刘基,并列第二,杨基、贝琼各占鳌头一次,并列第三。他们都是重要的明词作家,而更多的明词作者和词什则不能通过这条途径,流传到读者面前。有些明编总集的选域过窄,如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全书收录462阕词作,倒有一半是刘基、杨慎和王世贞的作品。虽然不排除当时群体选择的因素,但过度集中的选本从总集作用之“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角度看,却未必是什么值得表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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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铜像

从总集的收录内容看,有专收特定题材的,如明代万历间的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专收与酒事相关的词作;有专收同人唱和的,如袁表《江南春词集》万寿祺《遯渚唱和集,沈亿年《支机集》也是蒋平阶与门生沈亿年、周积贤遁迹嘉兴时唱和所作;有专以作者划界的,如专收女性作品的王端淑《名媛诗纬》,其三十五、三十六两卷就收有近60家女性词作者的词作,而《青楼韵语》则专收女性作者中的青楼作者之作品;有专收地方文献的,如前揭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张邦翼《岭南文献》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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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明酒词》

专题性质的总集受所选专题的限制,一般选域较狭窄,能入选的词作受到题材制约。若所选题材是较习见的,则候选的词作就多,如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所收皆饮酒咏酒之什,收录的词作达71首,并将自己的九首相关词作附在书中周履靖编选该集并未按一定的规律为作品排序,应该属于漫录的性质。以酒事为题材的词作向来不少,若换做一个生僻的主题,恐怕就未必能达到这个选本的规模。同人唱和的总集由于受备选作者的限制,选域亦不可能宽广。此皆其不能收录更多作品之原因。一般说来,对入选内容限制越少,选域便越广;选域越广则越能为更多的词作提供传播通道。选域窄小的总集也有其传播上的优势,虽然选域越小,可选词作越少,全书篇幅或许会受到限制,但却可能因篇幅不大,更有利于刊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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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的古代诗人

此外,一些明词小家也依靠选域较窄的地方总集得到保存。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朱元亮辑注校证的《楼韵语》,该总集专门收录青楼女性的作品,其选域不广,却为十九位明代青楼词作者的词作提供了传播机会。该书所收明代青楼词作中有23首不见于专收女性诗文词作的王端淑《名媛诗纬》,也不见录于明末清初徐树敏、钱岳等九十多人参选的《众香词》。今人编纂《全明词》与《全明词补编》也未曾收录这19位明代女词人和她们的作品。若不是周元亮编纂专收青楼作品的总集,这些作者和作品就很可能永逝天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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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亮作品

从总集的文本形态来看,有白文本,即单收作品的,如杨慎《词林万选》袁表《江南春词集》周履靖《唐宋元明酒词》均是。有注释评点本,如杨慎《百琲明珠》卓人月《古今词统》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等。白文本总集的篇幅较小,一般适合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注释评点本的文本篇幅较选同样作品的总集要大,有的注文或者评点文字甚至是正文的数倍。但是注释评点本能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适合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便于普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传播久远。但注释评点本能否广泛传播起码取决于两个因素:是注文和评点的水平;一是总集收录作品的好坏。这里起码涉及选家与注释者两个群体的编辑水平。明人注释词总集之评注偶见警策,然更多的却只是选家和书坊的噱头,未必真正切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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